孟子思想涉及面廣泛，從管理思想的角度看，需要從人性假設入手。任何管理思想，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設為前提。管理的主體和對象都是人，對人性的假設不同，管理方法手段乃至制度設計和運作體系都會不同�？刂婆c激勵、他治與自治、監(jiān)督與信任等等問題，從哪個方向出發(fā)展開管理活動，都取決于相應的人性假設。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，從一開始就有人性假設的分歧。到孟子這里，人性假設成為管理思想的原點之爭。

　　春秋時的孔子對人性并沒有展開論證，僅僅是從經(jīng)驗主義的角度說了一句“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”(《陽貨》)。不過，孔子對仁政和道德修養(yǎng)的強調，使其學說隱含著偏于性善的傾向。到了戰(zhàn)國，隨著百家爭鳴，產(chǎn)生了不同的治國理念，人性討論就不可能再回避了。孟子關于人性的議論，是在同告子的爭辯中展開的。告子論人性，更多地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，是從與生俱來的角度談論人性，即“生之謂性”。所以，他才有“食色，性也”的說法(《告子上》，下同)。從自然本性出發(fā)，告子認為，人性無所謂善惡。就像水一樣，渠道向東則東流，渠道向西則西流。水不分東西，人性也就不分善惡。還可以把人性比作杞柳的原木，仁義就像杞柳做成的杯盤用具，你把原木加工成什么樣子，它就成為什么樣子。孟子對告子的觀點不以為然，大加駁斥。孟子認為，如果用水做比喻，固然可以不分東西，然而，難道水能不分上下？“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使然也。人之可使為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”對于以杞柳比喻人性，孟子也說：“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后以為桮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？”大意是，杞柳確實可以加工為杯盤，但要害在于這種加工是順著杞柳的本性加工，還是戕逆杞柳的本性加工？所以，在孟子看來，告子認為人性不分善惡的觀點，會給有的人作惡留下邏輯空間，更重要的是會使仁義的正當性遭到懷疑。所以，孟子義憤填膺，責難告子道：“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”

　　孟子和告子的爭論，還有許多對話，用上了各種比喻，我們不必一一列舉。嚴格意義上，雙方的論證都有邏輯上的漏洞和依據(jù)上的不足。如果說，告子的說法經(jīng)不住嚴密的邏輯追問，而孟子的說法也僅僅是以氣勢見長，兩人誰也不能真正說服對方。因為孟子師徒的記載僅僅是從一方展開的，缺乏告子的辯駁和反問，所以，以孟子單方記載來評判兩人的輸贏是靠不住的�？梢哉f，孟子不一定就是辯論的獲勝者，但是，這一辯論并非沒有意義，孟子通過辯論表達出的人性觀，依然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價值。

　　孟子堅守性善論。在他駁斥告子的同時，陳述了自己關于性善的觀點。公都子在轉述告子的觀點時說：“告子曰：‘性無善無不善也。’或曰：‘性可以為善，可以為不善；是故文武興，則民好善；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’或曰：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；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為父而有舜，以紂為兄之子，且以為君，而有微子啟、王子比干。’”告子以及他人的這些觀點，強調了后天經(jīng)驗和人為訓練對人性的重要作用。但孟子不以為然，他強調，人性本善，善是人本來就有的，產(chǎn)生于人自身。他也從后天經(jīng)驗出發(fā)，強調人的本性為善。按照孟子的說法，人人都有四心，即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。見了小孩掉在水里，不假思索也要拉一把；做了不好的事，不由自主地會臉紅；見了長者，自然而然要禮讓長者優(yōu)先；某一事情是否該做，總要先判斷是非曲直。